发布时间：2022-04-06 18:27 已有： 人阅读
| 任飞 今年的相关指引令企业家振奋：要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令人惊喜的是，百亿母基金的设立已在今年频繁出现。其中，以政府引导基金为代表的财政金融性补贴纷纷入局，从南到北，由东向西，多省立项省一级财政预算，要求大力覆盖创新产业集群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以往蜻蜓点水式的投入，今年以来，多地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均提高出资比例，同时弱化返投要求，注重域外优质项目储备，谋求产业转型升级，亦在退出端给予子基金更多优惠。 不过，类似“城市投行”的生意越做越大，各地产业发展规划及市场类型日趋同质化，业内在看到资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基金投资、管理逻辑的矫正，谨防“低水平重复配置”。 毕竟，在风投圈红极一时的“合肥模式”，并非补齐各地产业短板的万能钥匙。
“失去财政的助力，市场化母基金的运维管理将会变得越来越难。”这是来自母基金从业者木子的深切体会，他曾经历过由险资、券商等发募市场化母基金的高光期，但他明确表示，全民PE的时代早已过去，创投行业早已陷入“沉默的螺旋”。 “一方面，民间资金面紧张、科技创新需要大量资金推动，母基金特别是市场化母基金在功能定位上契合；但另一方面，投资回报周期长，直投份额受限，LP投资意愿又与基金管理人的想法产生背离。”木子直言，即便少有市场化母基金招揽募资小有成效，但后续“Call款难”已不是新闻，因此行业内部逐渐对市场化母基金的运作失去耐心。 最新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母基金计划管理总规模34589亿元。其中，市场化母基金仅占到20%份额，约7208亿元；而政府引导基金占近80%的份额，已经逼近2.74亿元。 尽管在2020年，财政部曾给予行业一盆冷水——“7号文件”剑指财政投资绩效考核，这让当时的政府引导基金，尤其是“国家队”基金新发募集受限，上游资金阀门收紧之后，行业普遍担忧母基金行业规模将继续萎缩下去。 不过，财政部希望资金使用更有效率并控制风险，但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需求迫切。木子坦言，地方性的政府引导基金还是没有受到太多限制，“而且说实话，设立母基金是他们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 尽管如此，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已有京津冀、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江苏、福建、广东、浙江等多地的百亿母基金相继诞生。今年以来，全国又至少有15家百亿母基金设立。从泉州交通发展产业母基金、上海百亿引导基金，到西安市创新投资基金、成渝双城基金正式运营，再到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投资基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少省市纷纷入局。 仅在3月间，陆续已有中信集团与杭州市联合设立50亿科创母基金；建信信托、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与南京建邺区人民政府设立南京建邺建信立邺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20亿元，首期10亿元。 以深圳为例，政府引导基金出资比例有的高达70%，且在发挥政府投资杠杆作用组建早期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时承担子基金在单个项目上40%的投资风险，相比大多数政府引导基金强调优先受益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思路显得更魄力十足。 另外，从北京元宇宙产业基金及其他碳中和产业基金不难看出， 涌动的资本背后，百亿母基金爆发的背后，财政为何频频出手？国企、央企为何在其中屡现锋芒？“政府与企业共同铺开的产业基金网，带动资本合理流动与投资生态圈的完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区域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究其根本，地方政府对财政运行的底层逻辑或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丁力看来， 至少从互惠互利的角度来看，政企合作组建引导基金参与实体经济，是目前市场经济背景下拓宽资金
当然，政府引导基金除了直投以外，更多是对接市场化子基金，但从以往的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办法来看，多数不超过子基金认缴金额的20%~30%。 投中信息数据统计显示，
无独有偶，辽宁在近期发布的明确，该引导基金规模100亿元，对投资基金出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该投资基金总规模的30%，且不作为唯一最大出资人，省内各级政府出资总额原则上不高于该投资基金总规模的50%。 贵州在近期发布中提到贵州省产业类基金及绿色生态环保类基金设立方案，其中在投资方式中明确，将动用2021年省级财政预算安排200亿元，参股投资子基金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子基金设立规模的60%。 近期推出的深圳市龙华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中明确，深圳市内各层次、各级别的财政资金和国有成分资金出资总额占子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比例不超过70%，根据返投倍数的不同，梯度对子基金LP或GP进行业绩让渡，最高可让渡50%超额收益。 华南某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机构相关人士在同交流时表示， 前述华南基金人士表示，以往政府引导基金都要求回购，三年内回购即优先退出，政府收益全部让利；但如果五年内回购，就要收取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五年以上就要求同股同权。部分引导基金要求年化收益至少在6%以上，甚至有的要确保年化8%的优先受益。 “但真正在三年内实现收益的早期基金是很少的，即便是五年内也很难有能覆盖本金的退出，所以到最后政府没有得到有限退出，就变成了同股同权。”该人士表示，政府在投资中其实并不希望持股，理论上不是企业性质，但客观因素造成的局面也让部分“债权”变股权。而
在广州天河区粤垦路，精准医学科技服务企业、已获A轮融资的广州源古纪科技有限公司租下900平方米的写字楼，准备大干一场。创始人保伟向透露，他们已经在准备第二轮融资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家注册地在广州，成立于2019年5月的公司，早期接触到的融资方竟然有来自南京的政府引导基金。彼时动平衡资本作为GP，曾在2020年10月就有投资2000万入股企业。公司创始人坦言，这在当时所有被投项目中数额不菲。 据源古纪创始人回忆，当时政府引导基金也对返投有要求，但就投资源古纪而言，他们收获了信任与惊喜。“从商务对接到放款总共不超过2个月。我们当时只做过一次路演，在那之后我们的BP就在很多机构间传来传去，之所以效率这么高，首先还是专业机构的嗅觉灵敏，具有打破常规的胆识和魄力。” 投中信息数据统计显示， 据悉，政府引导基金关于返投的要求并非强制约束，部分引导基金无返投要求，但有项目引入要求。不过实务中依然少见跨区域投资案例，前述木子就提到， 不过从行业发展来看，政府引导基金的返投要求正在逐年降低。据投中信息数据统计，2015年~2020年间，按照“引导基金出资不超过基金的25%”这一平均要求，结合相关基金成立规模反推，返投倍数在2017年达到高点2.50倍，随后出现下调，2018年~2020年平均水平分别为2.05倍、1.90倍、1.57倍。
以广州市科技局发布的为例，返投要求原则上不低于母基金出资额的1.5倍；母基金将天使类子基金投资于广州地区项目所得的全部超额收益，让渡给予天使类子基金管理机构和其他出资人。
万亿体量规模，百亿母基金“井喷”，引导基金和产业资本的新发募集势头在2022年春季来势凶猛。国有资本参与其中到底能否真正拥抱未来产业，被投新兴产业是否已经成为拉动城市发展的关键一环呢？ “产业分工，特别是区域性的分工合作，本该是市场经济中最鲜明的特色，所谓的比较优势不过如此，但国内市场面临的问题至今无解。”丁力以邻国日本举例，国家虽小但工业布局层次鲜明，尤其是在东京湾的东西两岸，传统重化工与新兴产业分野明显。“这是产业规划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地方性支柱产业在国家政府的引导下错位发展，却又形成联合之势。” 反观国内，从国家发改委的角度，很难硬性规定某个地区只能做特定一类产业发展计划。这样一来，很多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就落到省一级政府里。“但问题是，”丁力这样说道。 例如人工智能现在各省都在大力推进，地方产业资本或政府引导基金关注度极高，“但实际上，市场重复的尴尬也是现在各地产业发展中最难解的问题，或都面向欧美市场，或都面向亚太市场，造成个别产业发展的龙头效应非常明显，也导致中部乃至尾部的相关投资项目或产业无人问津。” 丁力指出，要构建全局规划，发展适应本地区的产业，金融工具的使用要撬动更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而非同质化竞争，否则会在产业投入和市场竞争中出现失衡，不利于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打造，不利于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实体经济投资，更有碍于资金投资预期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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