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管清友:我们需要结构性改革,改善信心和预期

发布时间:2024-08-27 21:53 已有: 人阅读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达到61.7万亿元,同比增长5.0%,与全年“5.0%左右”的增长目标基本持平,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不过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矛盾凸显。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深入挖掘内需潜力,不断增强新动能新优势,增强经营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信心,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近日,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在接受管清友还指出,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效力已经开始减弱,还要考虑政策的“后遗症”问题,目前我国政策总体趋于审慎,但现在“亟需补充血液”。一种比较理想的策略是,在给地方平台、商业银行“放水”之外,主要还是要给中低收入群体、给老百姓发钱,改善人们的信心和预期。

  宏观数字和微观感受“温差”较大

  更应注意的是,当前宏观数字和微观感受的“温差”比较大。宏观数据和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体感是不一样的,有很多行业如火如荼,但也有行业还处在努力求生存的状态。此外,一些社会群体对于收入增长实际体感也不及经济增长情况。

  
 

  一方面,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贸易摩擦使得不少出口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条腾挪出去。另一方面,由于产业升级以及技术演进,比如“互联网+”“AI+”,导致大量营收利润集中在头部企业。这是产业发展的必然,但同时会导致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全球都面临这个问题,这涉及到收入分配的体制问题。

  同时,随着我们自身产业升级,过去出口手机、服装鞋帽,现在开始出口汽车,而且是“换道超车”出口电动汽车,这影响到一些国家的核心产业。比如,生物医药制品出口可能比美国同行便宜,如果加征关税,影响肯定很大,这不但是长期趋势,短期还直接表现在经济数据上。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改革,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体系。

  推进改革要留意“看不见的大象”

  总结改革开放四十五年的经验,不外乎几个。首先是放开、搞活,充分发挥每个个体的积极性和潜力,让大家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同时,光放开、搞活,没有市场、没有客户也不行,要逐渐走入市场经济、法治、全球化的轨道。此外,要打造市场经济法治环境和好的营商环境,没有这样的环境,再大的市场也白搭。

  我们现在这个“十字路口”,无论对于企业、产业还是国家层面,都来到了“无人区”。比如,如何构建新的全球化体系需要谈判。我们现在的产能过剩和以往历次都不一样,现在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我们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产业生态,产业也在升级,关键是需要构建新的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机制。我们目前还可以通过调整贸易结构来应对,中国占全球出口比重依然在上升,东盟取代美国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这种方式总有一天会到达“天花板”。

  
 

  我们过去讲风险是“黑天鹅”“灰犀牛”,现在其实更像 “看不见的大象”,它表现在很多领域,比如我们已经感受到的气候变化,极端异常天气发生频率增加。它还表现在大国之间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这意味着我们在企业经营、资产配置方面要有大的调整,抗风险能力、韧性要更强。这给每个行业从业者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过去这些年,我国对消费经济的贡献始终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大国,这跟我们的体制有很大关系。要让居民部门拿走更多一点,道理很简单,同样1万块钱,直接给你花,一定是比让其他人替你花,花钱的效率更高。这就需要相对完善的社保、减税,从政府、企业这两大部门里头分给居民部门的更多,这是重大的体制机制改革。

  过去这几十年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总体上突破还不够,确实比较难,也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一次分配的问题,还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的问题。三中全会对国企的定位非常明确,提到,“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这也是需要继续推进的。

  宏观政策要有助于市场主体活力释放

  事实上,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经历过几次大宽松。第一轮是2009年,第二轮是2012年,这时大家已经发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效力开始减弱,增长一个单位GDP所需要的债务越来越多,就像一架机器转得越来越慢,摩擦力好像越来越大,但是代替这个机器的动力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者正在转折过程当中。所以,到2014年又进行了一轮大宽松。

  然而,过去这十几年宽松政策带来了一系列后遗症。因此,2020年以后,我们采取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没有走美国“直升机撒钱”路线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开始,我国对金融领域的描述总体来讲也是比较严肃的,对风险控制和管理强调较多,对创新强调得较少,这是一个大转折和总的脉络。

  目前,无论是我国对中长期问题的应对策略,还是出台的短期政策,总体相对沉稳,主要是“固本培元”。今天面临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比较审慎地做出一些重大决策,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要解决物价低迷、人们不愿花钱的问题。要防止问题长期化,一旦形成习惯,再想改变人们的行为和心态就会很难。

  这个“十字路口”肯定要走,我们也知道会有很多风险和挑战,必须要比以前有更好的“御寒装备”,步调、节奏也要把握好。所以不能单纯地“放水”,我们实际上是需要结构性改革,改变物价低迷的问题,改变类通缩状态,改善人们的信心和预期。中国经济的韧性足够大,实际上是很有条件实现的。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当然,从民营经济发展角度来讲,也要客观看到近年来经济周期和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困难挑战,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处在转变的关键时期,因此,民营企业更要积极行动起来,想办法,找出路,坚定信心。

  
 

  另一对关系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拿捏好这个关系不容易。二者总体上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关系,总的原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就是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要注意市场失灵问题,也不要过度干预市场。

  这还涉及到对公权力的约束问题。三中全会也专门提到依法治国的问题,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我国经济体量大了,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多了,要“放得活、管得住”不容易,处理好这个关系还要在实践当中不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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